[29] 见《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一文。
[30] 《王安石的性格及变法的是非》及《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已收入本书。按先生对从范仲淹到王安石的北宋变法，有独到的认识，后曾拟详论，因境遇而作罢，仅余提纲。参见杨泽泉：《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170页，自印本。
[31] 参见杨泽泉：《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63页，自印本。
[32] 吴天墀：《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上），未刊稿，刘复生抄录整理，已收入本书。以下几段同此，不再注出。
[33] 参见蒙文通：《评〈学史散篇〉》，见《经史抉原》，402～413页；《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1957年），见《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253～380页，巴蜀书社，1999年。按蒙先生的分期更多从文化学术着眼，却也证之以经济发展的脉络。他那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的宏文，也感谢了吴浦帆提供宝贵意见。吴先生的长文本是蒙先生指导的，后来的修改稿或也看过。我的猜想，蒙先生至少据此文做出了一些微小的调整；如对唐天宝、大历前后的转变，蒙先生早年的表述是“晚唐”，而晚年的则是“中唐”。虽仅一字之调整，具体时间的偏重，显然也是有所移易的。又按，吴先生这些见解，似与今人热议的所谓唐宋转型说相关，或以为受到内藤湖南影响。惟内藤的说法引入中国较晚，而蒙先生对此有自成体系的见解，窃以为吴先生的论述，多半是从其师说生发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