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史科尔和F.斯坦勒在他们的《重温发现和辩护：关于语境区分的历史和哲学审视》[3]堪称这个领域的经典著述。该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区分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的语境；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对这对范畴进行研究的先驱；第三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这对范畴的当代改进及应用。
研究这对范畴的重要文献还有：S.巴格斯的《赖欣巴哈的相对优先性假定及其对发现语境与辩护语境的区分》[4]；J.麦克林的《超越发现与辩护区分》[5]；R.费雷塔斯的《究竟谁能摆脱发现语境与辩护语境的区分？》[6]；A.兰森兹的《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究竟留下了什么？》[7]以及C.考迪格的《发现与辩护》[8]，等等。
下面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或侧面论及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这对范畴，如《发现和规则手册》[9]；《塞曼效应的发现》[10]；《反思电子的发现》[11]；《科学史家可能是科学实在论者吗？》[12]；《电子的表述》[13]；《科学发现的社会基础》[14]；《为什么哲学家不必为理解科学发现而失望》[15]；《科学发现的形式和功能》[16]；《燃素理论的破灭》[17]；《发现的逻辑：对三种路径的分析》[18]；《科学作为发现》[19]；《表述与参与》[20]；《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21]；《自然主义的回归》[22]；《解释科学发现》[23]；《发现和辩护》[24]；《必要的张力》[25]；《科学发现：创造过程的计算路径》[26]；《为什么发现的逻辑被抛弃？》[27]；《经验和预测》[28]；《科学发现作为历史的做作》[29]，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