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是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移植于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实践。但国会在民初仅仅延续了13年，就在近乎举国一致的声讨中寿终正寝。民初国会政治如此迅速地走向消亡，其原因自然是复杂的，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国会议员道德腐败，国民政治训练不够，军阀与各实力派的自身利益考虑等等。就其消亡过程而言，段祺瑞本有重建国会的打算和可能，只是由于段政府自身面临统治危机，国会才消亡于无形。从这一事实看，国会的消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段祺瑞之后的历届政府未再致力于国会的重建，而国人亦安之若泰。这其中又寓示着国会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和不得不消亡的必然因素。一种政治制度从建立到完善，大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种外来政治制度从移植到本土化，更非一蹴可就。议会政治在西方各国的实施，本来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逐渐成熟的过程。民初议会政治的短暂尝试，其表现的确不如人意，但当时国人在审视这一外来政治制度时，难免有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的想法，并且将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亦皆归咎于制度之错，从而从根本上彻底否定。另一方面，清季以还，国人思想日趋激进，急切向西方学习“最新最好”的东西，不断更新学习样板。到1920年代初，中国人的学习榜样已由欧美、日本转向俄国，政治体制上的兴奋点，亦由西方议会民主政治转向苏俄式的党治体制。当国会制度在中国北方趋于消亡之际，恰是苏俄党治体制在中国南方开始试行之时。两者在时间上出现惊人的衔接。这一过程大体是在1924-1925年之间完成的。这绝非历史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