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 他在艺术方面进行了更大胆的探索和转变。顾蕴璞指出, 他和阿赫玛托娃一样, 后期(1940年以后)的诗越来越单纯、质朴, 似乎又回到了普希金的传统, 传承并丰富了同样以大自然为诗魂的丘特切夫的传统:如果说丘特切夫的自然诗在和谐音中常夹杂着紧张、冲突的不和谐音, 那么, 帕斯捷尔纳克的自然诗便是人和自然的单纯互动和质朴交融的艺术结晶。
诗集《在早班列车上》(1943)堪称其创作的一个更大的转折点, 是其变化的集中体现, 不再是物而是人物成为诗歌的主题, 语言也转而简洁明朗, 不再沉湎于过去那种以“我”为中心的晦涩、渺茫的描绘, 而努力表现“我们”式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活动。这一转变是如此之大, 以至使他宣称:“我不喜欢我1940年以前的风格。”此后, 他出版了诗集《辽阔大地》(1945)、《长短诗选》(1945)、自传性特写集《人与事》(1956), 创作了诗集《雨霁》(一译《何时天晴》)等, 马克·斯洛宁指出, 这些作品致力于表现“事物的统一性、人与宇宙之间的联系、把人类命运理解为举世的典范”, “诗人是发言人, 是宇宙的创造精神的旗手”。在艺术上则继续走向简洁、晓畅甚至平淡, 并且, 在其晚年创作的诗歌和小说中都形成了平淡无奇的艺术特点。[2]这一特点在晚期诗歌的社会诗、自然诗、爱情诗、哲理诗中都突出地表现出来, 社会诗如《比傍晚还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