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云道：“那里敢说精邃！不过兄弟常有个僻见，看着这部《春秋》，是我夫子一生经济学问的大结果，起先夫子的学问，本来是从周的主义，所以说‘郁郁乎文哉，我从周’。直到自卫反鲁，他的学问却大变了。他晓得周朝的制度，都是一班天子、诸侯、大夫定的，回护着自己，欺压平民，于是一变而为‘民为贵’的主义，要自己制礼作乐起来，所以又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改制变法，显然可见。又著了这部《春秋》，言外见得凡做了一个人，都有干涉国家政事的权柄，不能逞着一班贵族，任意胡为的，自己先做个榜样，褒的褒，贬的贬，俨然天子刑赏的份儿。其实这刑赏的职分，原是百姓的，从来倒置惯了。夫子就拿这部《春秋》去翻了过来罢了。
孟夫子说过：‘《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句还是依着俗见说的。要照愚见说，简直道：‘《春秋》，凡民之天职也。’这才是夫子做《春秋》的真命脉哩！当时做了这书，就传给了小弟子公羊高。学说一布，那些天子诸侯的威权，顿时减了好些；小民之势力，忽然增高了。天子诸侯那里甘心，就纷纷议论起来，所以孟子又有‘知我罪我’的话。不过夫子虽有了这个学说，却是纸上空谈，不能实行。倒是现在欧洲各国，民权大张，国势蒸蒸日上，可见夫子《春秋》的宗旨是不差的了。可惜我们中国，没有人把我夫子的公羊学说实行出来。”尚秋听罢咋舌道：“真是石破天惊的怪论！”筱亭笑着道：“尚秋兄，别听他这种胡说，我看他弄了好几年公羊学，行什么大事业出来？也不过骗个举人，与兄弟一样。什么‘公羊私羊’，跟从前弄咸、同墨卷的，有何两样心肠？就是大公羊家汉朝董仲舒，目不窥园，图什么呢？也不过为着天人三策，要博取一个廷对第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