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以及亚洲的其他几个国家，公路的维修以及运河的维护费用总是由行政当局自身负责。据说，朝廷在给每个省的总督的训示中，总是不断强调要对这些工程的维护多加关注；而官吏对这一部分训示的执行情况，也是朝廷评判他们工作的一大标准。因而，所有这些国家都非常关注这些工程，尤其是中国。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运河，据说比欧洲著名的同类工程要好得多。不过，关于那里的运河公路工程的报道，通常都出自于那些少见多怪的旅行者或者愚蠢和爱说谎话的传教士之手。如果这些工程是经过有识之士的考察，如果这些报道是比较可信的目击者的叙述，那么这些也许就不会显得那样神奇了。柏尼尔关于印度这类工程的报道，就远远不像其他一些少见多怪的旅行者的报道那样夸张。也许在那些国家，比如在法国，大的公路、大的交通工具通常会成为宫廷和首都谈论的话题，备受关注，而其余的则全部都被忽视了。亚洲各国的情形，说不定也是这样吧。此外，中国和印度各国君主的收入，几乎都是以土地税或地租为唯一源泉，而税额的大小又随着土地年产物的增多和减少而增多和减少。所以，君主的利益与收入，与国内土地的耕作状况、土地年产物产值的大小以及年产物价值的大小有必然的直接联系。但是，为了使土地年产物尽可能地多、产物价值尽可能大，必须为它获得尽可能广大的市场，因而必须在全国所有地区之间建立最自由、最方便和最低廉的交通设施，这只有用最好的公路和最好的通航运河去达到目的。然而在欧洲，各国君主的主要收入并不是依赖于土地税或地租。固然，欧洲所有大的王国，主要收入的大部分，也许归根结底也要依赖土地生产物，但这依赖不是直接的，而且不像那些亚洲国家那样明显。因为这样，在欧洲，君主本身并没有如此直接地感到需要去促进增产，去提高土地年产物的数量和价值，或者需要通过维护好道路和运河为年产物提供一个最广阔的市场。所以，尽管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我认为是没有多大根据的），即在亚洲的某些地方，这一部分公共工程得到了行政部门的很多注意，但在目前的状态下，要得到欧洲任何地区行政部门的相当关注是不太可能的。据说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行政部门维持了良好的公路和运河，但欧洲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