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终于还是从丁丁嘴里掏出了实话，他说：“是我雇了两个日本小流氓，新宿街头，有的是这样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这个暴发户好好修理一顿。然后，弄他到今治钓鱼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一好？”
“他每从渔具店门前走过的时候，脚步总要放慢。”
我对杨菲尔玛说，这就是丁丁想当作家，学会了观察人的结果。
“得了吧，老爷子，文学不怎么伟大，只有生活让人聪明。”她的话，我不爱听，但却是事实。
那次讲课之前，有个文学界朋友的聚会，随后饭局，主人殷勤，劝吃劝喝。结果，上了讲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帮助消化了，脑袋里呈空白状态。我也不晓得怎么结束那堂课的，主持者不满意，脸嘟噜着，听课者也失望，掌声稀落。他是比较个别的一个听众，站在礼堂中间，给我拍巴掌。他认为我讲得好，而且绝不是为了安慰失落的我。他说他曾经递上来一个条子，要我回答，一个人当作家好，还是当评论家好？这绝对是个傻问题，我想我不会答复的。他告诉我，我回答了，就三个字，都不好。“有什么比讲实话还好的呢？”他这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