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明代除建文时未发现有志书编纂外，其余各朝均有编纂，其中以万历朝最多，嘉靖次之，洪熙、泰昌最少，有些地区还一修再修。明代方志的区域分布是十分广泛的，但志书的修纂在地区分布上又是不平衡的，主要集中在当时的南直隶、浙江、北京、湖广、河南、山东等省，边远省区较少，这反映了明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地方志的普遍撰修，使明代各地的沿革变化、山川形势、人口物产、民情风俗、名胜古迹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情况得以较为详细地记录和保存下来，成为研究明代社会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16]
第二节　私修史书
明代私家修史的风气很盛，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出现了大量的私修史书。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材料来源、记述内容、著作体裁、语言文字、撰述目的、流传范围等方面与官修史著有着明显的区别。《明史·艺文志》著录这类的撰述，主要见于史部杂史类和子部杂家类、小说家类，数量庞大。其中杂史类有215部、2232卷；杂家类有67部、2284卷；小说家类有128部、3317卷。这些书并不都属于野史，但野史一类的书却占了不少分量。同时，也还有不少流传下来的野史是《明史·艺文志》没有著录的。因此，王世贞说：“野史亡虑数十百家。”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也说：明人史著，“实录外，野史家状，汗牛充栋，不胜数矣”[17]。明代私人记史之风如此之盛，私修史书数量如此之多，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正如明人俞应益在《国榷序》中所说：“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