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是以后，经典彝器，时复见“子孙”之文矣。《书·洪范》：“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据《洪范》云：“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史记·周本纪》云：“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盖《史记》以为武王于文王十一年伐殷，故“已克殷后二年”，犹《洪范》之“惟十有三祀也”。使如其说，则《洪范》作于武王二年。即师旦鼎之后一年，“子孙”二字，亦为师旦鼎后之最初见者。不幸此“惟十有三祀”之说，既全不足信；而《洪范》一书，决成于战国中叶阴阳五行说形成以后，灼然无疑。（吾友永嘉刘子植节著有《洪范疏证》，翔实言之。其昌全是其说）故《洪范》之“子孙其逢”，屏不足数。自师旦鼎一见“子孙”字后，再见“子孙”字者，语又出于周公。故知“子孙”观念，全出于周公一人也。
《金縢》：“周公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祝册曰；惟尔玄孙某，遘厉虐疾……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金縢》作于武王疾时，虽未能确知其年，然必作于武王未崩以前（武王克殷后七年而崩，考见《殷周之祭年历推证》）。云“定尔子孙”，云“我先王亦永有依归”，意盖谓子孙者，所以守先王之遗业；故亦先王神灵所依托。反言之，即欲神灵之有所依归，必贵有子孙矣。“子孙”之意义，至是愈明白而显著，又《梓材》，周公摄政四年时典也。《梓材》：“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宝民。”知为周公四年时者，《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尚书大传》说：“是时，周公居摄四年也。”《史记·卫世家》：“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为《梓材》以命之。”可以为证。“子子孙孙”连文此具朔矣。又《多方》，成王亲政元年之典也。《多方》：“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知为成王亲政元年者，《多方》“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于成王。”是伏生以《多方》为作于周公居摄三年时。《史记·周本纪》：“周公反政……成王既迁殷遣民……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是史公以《多方》为在成王亲政元年。以今按之，周公居摄三年，是年五月大，丙申朔，不能有丁亥日。成王亲政元年，五月大，丁卯朔，既望二十一日为丁亥。故史公说是也。（孙星衍亦知非《大传》说，但未知推历，故无以服主《大传》说者也。）《多方》之后有《立政》。《立政》：“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史记·鲁世家》：“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上《金縢》、《梓材》、《多方》、《立政》，凡四见“子孙”字，皆周公之语也。盖当是时，除周公外，更无人有所述作者；故除周公外，亦更无人言及“子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