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     山杠爷是从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牺牲品，村里的青壮年想外出发展，山杠爷却拆分私人信件看地址把人找回来束缚在田地，他执行的是大炼钢铁时期的人治：偏远山村刚走上致富，家长制代表旧的权威还未倒塌，村民把面子看最重要，泼妇付电影票被群嘲的面子丢了自杀，妹妹怕抗交公粮的哥哥带去拘留会毁坏名声娶不着老婆而哭求山杠爷，代表法治的女警察面对村办公室满屋子的奖状、锦旗和主席画像（象征道德力量），且山杠爷的蛮横行为把任务办得妥妥当当的事实，反而突出了法治的无理取闹，剧本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立场把法治的道德基础全然抽空：法治惩罚的是好人，庇护的是泼妇和无赖；结尾山杠爷发现告发自己的是接受法治的亲孙，阻止媳妇打孙子，表面上新的法治权威树立，但新支书说要按山杠爷的老作风，暗示旧思想仍未退出历史舞台.     佐临曾以“鸯蝴太轻”为由拒绝执导（《第三个嫌疑人》原名为《第三个嫌疑人》），轻，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三个嫌疑人》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     

故事讲述了龙山地区接连发生两桩命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百姓惶惶不安，警方压力剧增，随即成立“118”大案专案组，正副组长分别由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李辉和刑警队长郭明担任.     还有十多天就要退休的李辉，决心在退休前拿下这个案子，给自己从事了一辈子的刑警事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是，两桩看似毫无联系的命案背后，隐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案情迷雾重重.     新老刑警冰释前嫌联手侦破，最终迷雾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