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了那场“防御战”，在敌对阵营里并没有损失分毫，把自己却弄得焦头烂额，使本阵营崩溃了一角。在创造社的酝酿期中曾经一同参与过的张凤举和徐祖正两位先生，他们在《创造》季刊四期的“雪莱纪念号”上是做过文章的，凤举在那一期上还发表过一篇小说叫《途上》。但在《周报》创刊以后，他们说仿吾改了他们的文章，因此便和创造社断绝了关系。屡次请他们把那未完的稿子继续下去，他们也谢绝了。彼此改改文章，在我想来，在朋友之间，断不会便成为“广绝交”的资料。重要的原因怕还是那一“战”罢？那一“战”把我们北大教授周作人导师得罪了，倒是千真万确的。
出了二期之后，达夫由乡里出来，第三期上他便出马上阵。他的勇猛也不亚于仿吾，最初在中国的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怕就是达夫。不过达夫的那篇《文艺上的阶级斗争》，结果只是说了些斗争，并不曾说到阶级，离题自然是很远的。
正在那出周报的前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驻沪特派员M来找过我，说他们的新闻社要在英文版的《每日新闻》上出一期“中国专号”，要我代表着中国的文艺界做一篇文章。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僭妄，也真是有点滑稽，我便做了那篇《我们的文艺新运动》，由仿吾译成英文交了去。在日本布尔佐亚治的大新闻上发表了那篇似是而非的普罗列塔利特的文艺论，新闻的编辑者怕定然是感着苦笑的罢？那篇文章是得过二十块钱的稿费的，不过自从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日本的新闻界也就不敢再找我了。